花的栽培养殖历史，在我国至少已经有3000多年了。“季秋之月，鞠有黄华。”《礼记·月令》中的这个记载，可能是我国文献中最早记录菊花的一段文字。
元人陈澔注解说：“鞠（通菊）色不一，而专言黄者，秋令在金，金自有五色，而黄为贵，故鞠色以黄为正也。”又可见至少在孔子或者孔子弟子整理《礼记》的时候，赏菊以黄为贵，已成风尚。
文人咏菊
此风尚的形成，历来和文化的繁荣相系。宋明清三朝，文人阶层的壮大和闲逸文化的发展，使赏菊成为一时风尚，记入了官方的正史和文人的笔记。“四君子”之谓，始于明人黄凤池在《梅兰竹菊四谱》中的记录。菊虽列其四，但三君子之下，管领群芳，足够殊荣，也名副其实。五代后蜀西昌令张翊在他的《花经》中提出了花的“九品九命”，将菊与兰、牡丹、梅、蜡梅、水仙、滇茶（茶花）、瑞香、昌阳列为一品九命，可见菊的品级之高，甚至超出了竹。
但菊的花品，决定了她不“爱出风头”、甘于寂寞的个性。有人统计，在历代诗总集中，菊花出现的频率并不太高，53000多首唐诗，菊在398个种类的植物花卉中，只被提及822次，居第十，而排第一的柳是3463次，是菊的4倍。到了明代，菊在明诗中的提及数是189首，居第七。这是菊在诗歌中提及数的最好排名。《全宋词》中，菊以1024次的提及数，排名第六，这是菊在词中提及数的最好排名，此外，菊在其他各个历史时期，基本都稳定在第七位左右。元明清三代散曲中，菊的提及数也稳定在8、9位之间。
菊的原初价值，在于其药用。作为我国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秦和西汉时期陆续整理、东汉时期成书的《神农本草经》，对“鞠华”的价值记述如下：味苦平。主风，头眩肿痛，目欲脱，泪出，皮肤死肌，恶风湿痹。久服，利血气，轻身，耐老延年。一名节华，生川泽及田野。名医曰：正月采根，三月采叶，五月采茎，九月采花，十一月采实，皆阴干。又说：菊花久服能轻身延年。此皆为首究其药用价值的依据。
但在非常小众的文人圈里，菊的观赏价值在它出现时即已形成。屈原在《九歌·礼魂》中这样写：“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王逸《楚辞章句》云：“言祠祀九（十）神，皆先斋戒，成其礼敬，乃传歌作乐，急疾击鼓，以称神意也。”菊花之用于祭祀，似出于此。在《离骚》中，举凡香草名花无不亲其笔下，但动情而餐的却只有菊花：“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两句不仅流露了屈原的爱菊赏菊之情，而且也把菊花的价值增加了两个层次：一是祭祀，二是饮食。所以，到了屈原这个时代，关于菊花的价值进化，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总结：观赏其上，祭祀次之，食用再次。
屈原之后，将菊花的观赏价值提升到一个文化符号的，是陶渊明。观察他所处的那个历史时期，正是文人阶层的壮大和闲逸文化发展的一个代表时期，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将“竹”的气节文化提升到了历史最高峰；而以陶渊明为代表的失意文人，则将“菊”的隐逸高洁文化树立为传诸后世的一个符号。
在陶渊明的诗文中，菊花成了出现频率最高的花卉，《饮酒》中，他写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后，东篱遂成菊之别称，而此种“悠然意绪”，一开赏菊新面，传颂千秋。《九日闲居》中，他写道：“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持胶靡由，空服九華。”又说：“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赏菊佐以饮酒，风尚由斯也。”《归去来兮辞》中，他写道：“三径就荒，松菊犹存。”又给菊花前置了一个更高洁的文化符号。陶的人格和菊花，在这诸多诗文中已经融合为一了。陶是菊，菊亦是陶，诗人自况，其实也是菊花花品在人世的寄托和再造。无疑，菊花之遇陶，与陶之寄菊花，成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典型的双赢双美之例。
陶渊明之后，菊花的观赏价值遂为最高，药食之用，在诗文中已经少有人提及。而对其花品的歌咏，也很少超出屈原和陶渊明所称道的范围——即使是杜甫这样的诗圣。杜甫的《云安九日》：“寒花开已尽，菊蕊独盈枝。旧摘人频异，轻香酒暂随。”说的还是陶渊明的意绪：饮酒赏菊。
然而，此中也有破局者。唐末黄巢写菊花颇有“霸气”，值得在菊花的进化史中留下一笔。此君有两首咏菊诗传世，其一名为《题不第诗》：“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菊花和桃花一处开，颇有武则天命牡丹花开的气势。而真正显出“霸气”的，是他另一首《题菊花》，今天人们已经耳熟能详：“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诗品不高，但气象宏大。菊花的避世、高洁，在他笔下，变成了“欺行霸市”的俗物。屈、陶地下闻之，必当攘臂而干上一架方可解恨。
宋词的婉约，为词人借花抒情大开了方便之门。苏轼写《赵昌寒菊》，标明以金黄为上：“轻肌弱骨散幽葩，更将金蕊泛流霞。欲知却老延龄药，百草摧时始起花。”梅尧臣写《残菊》，颇有潇湘妃子“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的情怀：“零落黄金蕊，虽枯不改香。深丛隐孤芳，犹得车清觞。”朱淑真这样的婉约大家写菊花，实也未能翻出多大的境界：“土花能白又能红，晚节犹能爱此工。宁可抱香枝头老，不随黄叶舞秋风。”其警策一句似从陆游的《枯菊》“空余残蕊抱枝干”一句中化出。
《东京梦华录》“重阳”条对北宋晚期都城逢秋赏菊的风尚记之靡细。商户酒家为迎合赏菊之需，在酒家的入门处，用菊花扎成了门洞。这种氛围，和今天城市公园的菊花展几无二致。宋人刘蒙泉的《菊谱》，记载菊花品种达163种，明代王象晋所著的《群芳谱》则将这一数据扩充到了270多种，这应该是截至于那个时代，菊花种植培育的全盛期。
明朝文人的赏菊风尚，较之宋时，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尤以江南之膏腴地为盛。文震亨在《长物志》“花木卷”中，单列一条，以记吴中当时赏菊之风。文震亨将赏菊之人分为附庸风雅的好事者和得花之性情的真能赏菊者，并提到了种养菊花的“六要”与“二防”，和对修剪劳作的不屑，其津津乐道者，全在文人的坐卧赏玩。
明诗人中写菊堪记者，在沈周与唐伯虎师徒二人。沈周的《菊》还是承续了陶令的余绪：“秋满篱根始见花，却从冷淡遇繁华。西风门径含香在，除却陶家到我家。”倒是唐伯虎的《菊花》，由己及人，意境开阔：“故园三径吐幽丛，一夜玄霜坠碧空。多少天涯未归客，尽借篱落看秋风。”
清代继宋明余绪，民间也大兴赏菊之风，尤以京城和苏州为盛。其“堆菊花山”之工，已近似今天园艺中的菊花造型。文人笔记同样对此记载甚详。顾禄在《清嘉录·菊花山》中如此写道：“畦菊乍放，虎阜花农已千盎百盂担入城市。居人买为瓶洗供赏者，或五器、七器为一抬……或于广庭大厦，堆叠千百盆为玩者，绉纸为山，号为菊花山，而茶肆尤盛。”这记的是苏州虎丘赏菊的盛况。潘荣陛《帝京梦时纪胜·赏菊》则记京城赏菊之况：“秋日家家胜栽黄菊，采自丰台，品类极多。椎黄金带、白玉团、旧玉团、旧朝衣、老僧衲为最雅。酒炉茶设，亦多栽黄菊，于街巷贴市招曰：某馆肆新堆菊花山可观。”
晚清文人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对北京岁时风俗的记载，也为我们观察晚清时期民间赏菊盛况打开了一幅生动的画卷。在《九花山子》一条中，富察敦崇如此写道：“九花者，菊花也。每届重阳，富贵之家以九花数百盆，架庋广厦中，前轩后轾，望之若山，曰九花山子。四面堆积者曰九花塔。”数百盆堆山成塔，望之蔚然。
清诗咏菊，可堪记者，首推曹雪芹。曹公托意于潇湘妃子的《咏菊》《问菊》《菊梦》更在诸人之上。先看《咏菊》：“无赖诗魔昏晓侵，绕篱欹石自沉音。毫端运秀临霜写，口角噙香对月吟。满紙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一从陶令平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警句在颈联，托物抒怨，意在诗外。而尾联也得众人交口称赞。而《问菊》则伤于沉郁悲哀，所以列第二：“欲讯秋情众莫知，喃喃负手叩东篱。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开花为底迟？圃露庭霜何寂寞，鸿归蛩病可相思？休言举世无谈者，解语何妨话片时。”《红楼梦》中所记的这次海棠诗社赏菊雅集，从侧面证明了清代贵族大家庭秋季赏菊，也成寻常场面。赏菊盛况勾起曹公旧时王谢、不胜今昔之感，少年曹雪芹经此繁华，方能人淡如菊一般，在小说中娓娓道来。
